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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暮曲

或许，喜欢作曲的王益，还不知道如何给自己的人生谱出什么样的乐曲。

6月8日端午节，正在浙江宁波参加博鳌现代物流与自由港国际论坛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提前结束了会议。他乘机抵达北京后，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已等候在其办公室，当晚他正式被“双规”。

6月19日，在王益被“双规”的第11天，《法制周报》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新闻办公室获知，因“王益受人举报涉嫌严重违纪问题，已正式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王益案只是金融证券高管腐败的冰山一角，亟需健全金融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

涉嫌证券违法违规

6月10日，王益未来参加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举行的党委会及行长碰头会。

据悉，当天国开行高层已小范围宣布，经中央批准，王益因经济问题被“双规”。由此，金融高管王益被“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

据记者了解，2008年以来，证券业内屡有王益被调查的多种说法，在4月29日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跳楼自杀后传闻更盛。消息人士指出，此次王被“双规”调查，与其多年来涉嫌在证券市场的各类违法违规活动有关，这些活动牵涉金融市场中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多个层面，其中案涉广发证券(行情股吧)借壳上市内幕交易、太平洋证券(19.03,1.62,9.30%,吧)的蹊跷上市等，调查还涉及不久前自杀身亡的魏东及旗下“涌金系”。

6月19日，记者从国开行新闻办公室获得了一份关于王益案的通报。通报称，中纪委、监察厅按照规定，对反映国开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益的严重违纪问题，经初步调查、研究，决定报请中央批准，立案检查并采取“双规”措施，王益已于6月8日离开工作岗位接受审查。这是首份由国开行官方公布的证实王益被“双规”的正式通报。

52岁的王益曾在证券监管机构任职多年，1992年至1995年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11月至1999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1999年2月，王益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转任国开行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

案发引子则是在2008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一位前任秘书孟涛因受贿接受调查。一位券商人士也证实，“春节之后，孟涛就被限制出境，后来就被‘双规’了。”

2008年年初，国开行改制计划进入了实质性阶段，而有关人员在审查银行账目时，发现一些账目有违规操作嫌疑，有导致国资流失的可能。此后，此事被报到中纪委，从而牵扯到了王益。国开行改革的具体(细化)方案本来预计5月出台，但目前仍没有确切消息，原定于2008年4月公布的2007年国开行年报也一再推迟发布。

有关人员在调查王益期间，发现其胞弟王磊曾不当收受某证券公司高额“财务顾问费”。据《财经》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案情暴露后，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王益多年来在证券市场中存在大量问题。王磊在太平洋证券中持有大量低廉筹码，尽管在太平洋证券上市前后，王磊等人将筹码转让或更换股东名字隐匿，但仍被发现。

王益被正式“双规”，随着调查的深入，其背后的利益链也将逐渐浮出水面。

亲友上演“暴富神话”

2007年12月28日，3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太平洋证券跻身A股市场，与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但此后，太平洋证券使用新代码，经过证监会办公厅给上交所下发批复而上市，这种做法让所有证券市场人士大跌眼镜，太平洋证券的IPO也上演了股东“暴富神话”，在4年不到时间里，完成了增资、换股、上市的三级跳。

除了这种上市模式外，太平洋证券董事和高管有诸多身份扎眼，其股东的身影不乏王益的直接亲友。魏东哥哥魏锋参与的明天系，在太平洋上市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王益弟弟王磊为法人代表的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也持有太平洋证券1%原始股。

太平洋证券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显示：截至与云大科技股东换股前，太平洋证券的股本结构一栏中写着：天津市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天津顺盈科技成立于2001年6月，注册资本金500万元，注册法人代表是王磊，王磊持有45%股份，股东王薇持有5%股份，公司5个自然人股东共持有太平洋证券1503万股。据知情人士称，股东王薇是王益的妹妹。

据《财经》报道，王磊后将主要股权转让给王薇，王薇于2007年5月16日退出。2008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原股东再次将股权转让给宗建文、覃伟桥两位法律界人士。

太平洋证券上市开盘价达到46元，所有新老股东均获益颇丰。

知情人士透露，王磊等人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筹码低廉，可能只在1元/股左右。同时，王磊所购筹码的钱款也是引发王益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2007年初，国开行副行长王益一行赴郑州考察，承诺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以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及嵩山古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支持郑东新区建设。但这25亿元贷款存在被挪用现象，同时王磊在其中以咨询和财务顾问费的名义获得不菲收益。“这笔咨询费大概有4000万元左右。”知情人士称。

魏东自杀余波

6月8日，距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的第32天，王益被中纪委“双规”，外界认为这是魏东自杀的余波。坊间开始流传其被“双规”与广发证券借壳内幕交易、国金证券(47.00,3.79,8.77%,吧)上市均有瓜葛。

王益与一个多月前辞世的涌金系实际控制人魏东私交甚密，这为圈内人所熟知，现任涌金旗下上市公司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就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

知情人士透露，魏东与王益认识是在王益任职证监会期间，但是两人交好是在王益到国开行之后。他称，王益是白族，能歌善舞，对于音乐界、娱乐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而魏东在演艺圈中人脉极广，双方一拍即合。

据称，由王益作词作曲的《神州颂》大型交响音乐会能在北京音乐厅、上海大剧院、杭州剧院、广州星海音乐厅等知名剧院全国巡演，也离不开魏东的功劳。而魏东更是让自己的哥哥九芝堂(6.98,0.06,0.87%,吧)董事魏锋亲自担当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

他说，魏东曾经先后几次介绍某知名大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给王益，其中一位与王益还保持了密切关系。记者从多方渠道证实，王益已离婚，那名主持人确实是王益曾经的女友。有消息称，有一名深圳老板为王益的女友出钱买房子，就是本次王益被“双规”的导火索。这几位知名主持人通过魏东的操作，在股市也获利颇丰。

2007年，有媒体多次报道广发证券借壳上市即将获得证监会批准一事。与此同时，市场上也盛传广发证券高管炒股现象，尤其让人惊心的是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的弟弟买入200多万股ST延边公路获利亿元。

据相关办案人员调查发现，董正青曾利用其广发证券总裁一职的便利，将该公司拟借壳延边公路上市的信息提前告诉其弟及其他人。

延边公路的股价从2005年5月起就一直在2～3元的区间震荡，成交低迷。2006年4月26日，延边公路股价突然异动，当天股价大涨7.88%，其后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

据称，董正青在接受调查中供出了一些人，这些人大都是广发证券借壳上市期间参与暗箱操作的高管。

纵横金融界的才子

作为恢复高考第二年入学的大学生，1984年，王益接连完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学习，从北大毕业后曾任原国家领导人薄一波的秘书。1985年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任秘书。1992年起，调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开始攻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博士。

1995年11月，王益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转任证监会副主席。在随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王益分管股票发行、基金等重要部门。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王还兼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了《证券公司成功之道：决策、经营、管理》、《企业结构、环境与运行机制》、《证券知识读本》和《证券市场导论》等著作以及诸多关于风险管理方面的文章，文中，他经对中国证券市场研究后发表了一些看法。尽管“审慎经营”是银行业经营的一贯原则，但王益在不同场合皆表示，国开行应积极探索多条途径介入风险投资，包括可能成立一些专门的风险投资基金。

据知情人表示，从证监会副主席到国开行副行长，王益的一举一动成为金融界的焦点。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个资产逾2万亿元，直属国务院领导、具有国家信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每一次项目意向，及随后一掷千金的金融合作举动，若哪一环节出问题，都可能成为震动中国的大事件。

2002年7月8日，他在广州南沙区考察时，掷地有声地说：“如果南沙的开发需要借贷的资金超过5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能够也愿意借贷更多的资金。”

不识曲谱的音乐家

2007年9月8日，作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至2008年音乐季的开篇演出，交响合唱作品《神州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城市进行了近30场演出，出现了观众失控、票房爆棚现象。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大型交响乐曲《神州颂》的作曲人却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音乐教育，至今不识曲谱的金融界官员王益。

王益曾向媒体称自己为“非著名”音乐家，并说明自己的音乐天赋不是因为自己有一半白族血统，从小生活在云南大理，而是“国家命运起伏”和“下意识的冲动”。

知情人认为，学过大学历史学的王益，对于历史有着特殊的敏感和体会。尽管后来从事证券、金融工作，但这种历史情怀似乎已融入血液挥之不去。尽管王益能够通过有感而发的哼唱即兴创作一首动听的曲子，但这显然无法最终“登堂入室”，进入音乐殿堂。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音乐教育、至今曲谱未识全的外行来说，这无疑成了一大难题。曾经有朋友给他抱来厚厚的乐理入门书籍，但他一本都没看完。他认为，那些东西容易把自己框住。

直到有朋友向他推荐了电脑作曲软件，才使得他可以不需具备精深的乐理知识，就能根据自己的设想在电脑中编曲子。他称，自己是在用心灵识别音乐的旋律。

在金融行业从业多年，王益对物质世界的感触极深，面对金融、历史、音乐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联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物质充斥的世界往往迫切需要表达一种精神情绪，没有历史的情怀，可能就不会有《神州颂》的体会和创作”。

当《神州颂》为听众、网民、媒体津津乐道时，王益毫不掩饰《神州颂》的创作意图，“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通过它展示和反映当代中国人的追求。因此它的受众不应该是个体，而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他说，当翻开中国的近代史，对国家命运起伏的刺激无疑成了自己创作的最大灵感来源，《神州颂》就是要提供一种合理、健康的方式宣泄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

一首无数听众起立齐声唱的《腾飞吧，中国》也是他的代表作，王益说，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憧憬未来，这是他所要表达的希望。然而，作为金融高官、才华横溢的他，究竟会给自己的人生谱什么样的曲子呢？

金融监管风暴来临

王益被“双规”的消息首先被《财经》杂志披露后，使得券商股大跌，引发了市场一阵恐慌。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王益案还只是金融证券高管腐败的冰山一角，亟需从根本上健全金融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他认为，王益案牵涉到更多证券业高官，由此将会刮起一场金融监管风暴。

由于王益任职国开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助过很多企业家，因而自然有企业老板投桃报李，包括对其相关活动提供赞助和其他利益承诺。对此，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王益被“双规”，有关的利益链条将如何处理？

业内人士盛传，继王益“双规”之后，证监会高层的个别重量级人物也会牵涉其中。

有评论认为，证监会的工作是监督市场，而它自身也需要接受监督。但是，在现行机制下，证券公司、基金、上市公司等利益主体存在利益关系，事实上听命于证监会的领导，已经不可能行使对它的监督功能，这就需要利用公众媒体和投资者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监督。

有网友甚至发表评论，认为2006年以来，证监会制定的新股发行方案让某些机构、券商、贪官有机可乘，能够在申购新股时中签的也就只有那些券商和机构。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投资者的心态极不稳定，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王益的“双规”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只要违法侵犯投资者的利益，都要受到严肃处理，而这也正是需要证监会表明的一种态度。但更多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抓住契机，从王益事件中汲取教训，对与此案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彻查，彻底撕开黑幕，还投资者一个公道。

“王益案充分暴露出我国证券市场疏于监管，其根源在于证监会的监管上，尤其是制度与规则上严重积弊，忙于制定规则，而没有严格执行规则，疏于监管。”乔新生还表示，充满人情色彩的行政审批制，使上市公司的发展并没有贯彻公平原则，必须让证券行业和上市公司更加透明，对证券高管实行严格的制度约束，如实行财产申报制、扩大群众举报等，要严格对上市公司的审批，加强审计，最终从根本上健全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

京奥圣火昨完成在西藏拉萨传递，在当局的超严密保安及传递路程从原来的二十六点六公里，大幅缩减至九点三公里，圣火在两小时十五分钟内完成传递，亦造成了首个‘空城迎圣火’的情景：为了确保圣火顺利传递，拉萨昨早全市的保安形同实施戒严，道路全面封锁，武警三步一岗，市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昨早九时圣火开始拉萨传递，当局首先在出发点罗布林卡广场，为四川地震遇难者默哀一分钟，然后由第一棒火炬手七十五岁的西藏着名登山家贡布进行传递。与内地其他省市圣火传递时的人山人海的场面相比，拉萨昨日的场面显得非常冷清，整座拉萨市简直有点像空城。

观看民众要出示观众证

昨早全市店铺停业，重门深锁，道路实施管制，一般车辆严禁驶经。全市到处都是手持防暴装备的武警，在火炬途经的周围街道保安更是固若金汤，高处有武警监视，主要道路出入口泊有军车，而且道路两旁更是三步一岗，保安可谓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有市民表示昨早曾尝试前去观看圣火传递，但由于封锁范围太广，连圣火的影子也看不到。

昨日拉萨圣火传递，与其他城市不一样，所有观看的民众必须事先登记，而且须出示观众证才可进入道路两旁观看。据了解，获准观看圣火传递的民众，大多是公务员、退休干部和经挑选过的学生。

有拉萨市居民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其居住的地点邻近圣火传递路线，区政府下令由昨日凌晨三时起实施戒严，居民禁止外出，连窗户也不能打开，直至圣火传递完毕。但拉萨市长多吉次珠否认实施戒严，只称实施了交通管制。

尼泊尔拘捕三藏独头目
 
拉萨圣火传递在昨早十一时十五分结束，历时仅二小时十五分钟，成为至今内地圣火传递时间最短的一站。

昨日圣火抵达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后，当局举行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圣火熔火仪，将在珠峰成功传递的圣火火种与在境内外传递的奥运圣火一同点燃圣火，但珠峰火种却突然熄灭，要临时取出后备火种，才继续进行这创奥运先河的仪式。

另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警方继连日采取行动，拘捕大批藏独分子后，日前又拘捕了三名藏独组织的头目，至今三人仍未获释。

京奥圣火昨完成在西藏拉萨传递，在当局的超严密保安及传递路程从原来的二十六点六公里，大幅缩减至九点三公里，圣火在两小时十五分钟内完成传递，亦造成了首个‘空城迎圣火’的情景：为了确保圣火顺利传递，拉萨昨早全市的保安形同实施戒严，道路全面封锁，武警三步一岗，市民被要求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昨早九时圣火开始拉萨传递，当局首先在出发点罗布林卡广场，为四川地震遇难者默哀一分钟，然后由第一棒火炬手七十五岁的西藏着名登山家贡布进行传递。与内地其他省市圣火传递时的人山人海的场面相比，拉萨昨日的场面显得非常冷清，整座拉萨市简直有点像空城。

观看民众要出示观众证

昨早全市店铺停业，重门深锁，道路实施管制，一般车辆严禁驶经。全市到处都是手持防暴装备的武警，在火炬途经的周围街道保安更是固若金汤，高处有武警监视，主要道路出入口泊有军车，而且道路两旁更是三步一岗，保安可谓到了密不透风的地步。有市民表示昨早曾尝试前去观看圣火传递，但由于封锁范围太广，连圣火的影子也看不到。

昨日拉萨圣火传递，与其他城市不一样，所有观看的民众必须事先登记，而且须出示观众证才可进入道路两旁观看。据了解，获准观看圣火传递的民众，大多是公务员、退休干部和经挑选过的学生。

有拉萨市居民向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其居住的地点邻近圣火传递路线，区政府下令由昨日凌晨三时起实施戒严，居民禁止外出，连窗户也不能打开，直至圣火传递完毕。但拉萨市长多吉次珠否认实施戒严，只称实施了交通管制。

尼泊尔拘捕三藏独头目
 
拉萨圣火传递在昨早十一时十五分结束，历时仅二小时十五分钟，成为至今内地圣火传递时间最短的一站。

昨日圣火抵达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后，当局举行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圣火熔火仪，将在珠峰成功传递的圣火火种与在境内外传递的奥运圣火一同点燃圣火，但珠峰火种却突然熄灭，要临时取出后备火种，才继续进行这创奥运先河的仪式。

另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警方继连日采取行动，拘捕大批藏独分子后，日前又拘捕了三名藏独组织的头目，至今三人仍未获释。

每年的这个时候，北京嘉里中心酒店通常都挤满了外国游客，许多人逗留在酒吧一边听着爵士乐一边喝着马丁尼酒，或者在豪华餐厅吃完晚餐后排队等候的士。

然而，周四晚上，酒店的酒吧内只有少数客人，往年这时候其入住率通常都接近100%。当晚酒店值班的经理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后说，现在的入住率只有63%。

“我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值班经理孙任(音译)说，“一些事情一直很奇怪。”

国际先驱论坛6月20日发表的长篇文章指出，这个问题似乎与中国一直限制外国游客进入有关，尤其是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不到两个月之际，为了防范恐怖威胁或阻止那些可能策划破坏这场盛会的不法游客，北京早已严控签证。

中国政府签发的旅游签证好象越来越少了。商界人士称，到北京旅行，他们面临着新的官僚障碍。而政府则要求各大酒店提供有关外国客人的详细资料。

这些严控措施再加上上个月四川大地震这样悲惨的消息，已给中国旅游业带来冲击，也给这个本来应该是繁忙和喜庆的旅游旺季蒙上阴影。

北京各大酒店公布的昂贵的夏季价目表，以及很难卖到奥运比赛门票，也影响到旅游行业的预期，尽管许多五星级酒店声称奥运会期间的客房已被订满。

然而对于众多酒店来说，现在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糟糕，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怀疑，是否北京将会在奥运会期间得到那种它所希望得到的“意外收入”－－市场分析家曾预测说，奥运会将给北京带来50万外国游客，还有45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距离奥运会只有数周之际，北京各大酒店正挣扎着寻找客人；一些大型旅行社也在这个旅游旺季关门了，打算到北京开研讨会和会议的人也取消了行程。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称，北京市的居民也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说，高度的安全措施，可能会破坏这场即将到来的盛会。

事实上，围绕着主办奥运会，这座城市经过多年的筹备和庞大的场馆建设后，看起来并不象是不欢迎外国游客的到来，从让数千名出租车司机学习英语，以及指导居民如何排队等行动中，便可以看出来。

可早前希望趁这股奥运热大赚一笔的成千上万的酒店、餐馆和旅行社，现在则面临着客房、餐桌和旅游巴士都空空荡荡的前景。北京首都饭店销售经理狄建(音译)说，“生意实在太淡了，从5月开始，只有很少的外国人入住。我们的入住率已经下跌了40%。”

而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对这样的决定掉以轻心。尤其是在这个多事之年――西藏骚乱、奥运火炬海外传递连接遭到抗议、北京官方透露的绑架报导奥运会记者的恐怖阴谋，还有一个月前发生的大地震，中国政府正强调公共安全高于一切。

有专家指出，北京似乎对成为这场全球盛会的东道主不太担心，但更担忧的则是确保它没有遭人破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个月前便强调，为了确保一个安全环境，中国将在某个时间实行新的签证政策，但这个新政策只是暂时的。

国际先驱论坛的文章指出，如果对北京的优先次序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他们已在6月19日做出更加明确的解释――宣布在奥运会期间将部署10万名突击队员、警务人员和军队来确保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已准备应对任何事情。

针对首都安全威胁的高度紧张感，也出现一些有关政府可能会考虑采取其他行动的谣传。比如说，已经关闭了朝鲜边境口岸；要求外国学生和外地民工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所有已计划好的在奥运期间举行户外庆祝的活动已被取消。

许多传闻都无法从北京官员那里得到确认，但对相关政策和保安措施的缺少沟通，则导致更多的混乱。

但没有什么象新签证政策那样，带来更多的伤害。尤其是来自美国、香港和台湾的商界高管们都在抱怨，这项新政策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生意。许多香港商人说，4月份开始实行的严控签证规定，迫使他们更频繁地申请签证，还经常需要出具有关酒店预订，来回机票等证明文件，有时甚至需要一份邀请函。

“这是不好的营商环境，”美国香港商会会长魏理庭(Richard Vuylsteke)说，“从某些角度看，这种做法太残酷了。但政治和安全又胜过经济，尤其是在奥运会期间。所以我们只希望在奥运会后事情将会改变。”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说，北京各大酒店的经营者也感到非常沮丧。在一场大规模酒店建设热潮出现后，北京的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已从2001年的63家，增加到目前的161家。现在来看，这股豪华酒店建设热潮，已经开始变成泡沫了。

“对我们酒店来说，5月和6月通常都是旺季，”北京长富宫饭店发言人江志强(音译)。“今年却相当不寻常，我认为接连发生的几起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影响了我们的生意。”据北京旅游局统计，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式只有七周之际，北京四星级酒店的客房预订只有44%，五星级的约有77%。

如果外国游客无法获得签证进入中国，那么北京的许多酒店将会大幅削减价格，现在已升至每晚2000美元。

在某些方面，酒店也是确保奥运安全的前线。它们通常会与政府机构分享客户名单，但现在它们已被要求提供所有雇员的照片，以协助政府审批签证。

中国国有酒店可能遭遇更严重的打击，因为很多酒店仍在疯狂地建设中，准备迎接大量的外国游客。据预计，外国游客将从7月下旬开始锐减。

而早前希望在奥运年大赚一笔的各大旅行社，如今也提前投降了。“现在我的大部分从事入境旅游的同事，都不来上班了，”北京旅游集团入境旅游部经理王戈(音译)说。

“我们这个月没有客户。生意很冷淡。我们曾预期奥运会前生意兴隆，可现在却非常令人失望，”王戈说。

今天早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报道，北京08奥组委宣布：免除参加08年残奥运动会各国参赛选手和官员的旅费和食宿费用。并骄傲地宣称这在残奥史上还是第一次。

由此，中国又一项世界纪录诞生了！

我从播音员骄傲的声音推测此项世界纪录的诞生有以下重大意义：

第一，表明了中国对普天之下残疾人的关爱，中国是世界上最仁爱之国。

第二，能够证明中国已经非常强大和富有，远远超过了欧美。

然而，这个推测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令人怀疑。

首先，我的家乡有一句俗话：自己的稀饭没有吹冷却去给人家吹汤圆。意思是讽刺自家的问题都没解决好却冒大去给别人解决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共有6000多万。在这6000多万残疾人中，大多数生活贫困，占据了全国贫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联合国关于贫困的概念，中国的残疾人摆脱贫困的就更少了。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先关爱一下中国的残疾人吧，把中国的残疾人安顿好，让他们别再过那种风雨飘摇的生活，有所依傍，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然后再将我们的仁爱洒向全世界乃至全宇宙也不迟！再退一万步说，你要关心残疾运动员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还要惠及外国官员呢？其实说到底各国政府自有这笔开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给包括美国等富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省了钱，对各国残疾运动员并没有帮助。我们是吃错了药，才去帮助各国政府吗？

其次，中国真的已经十分强大和富有了吗，以致连公认的富有之国美国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都不敢做的事我们就敢？

其实中国到底是富还是穷的确有些不好说。

要说富也完全说得过去：君不见以中国富豪和权贵为主组成的旅游团在欧美大肆采购令当地商家震惊而且惊喜吗？君不见中国早已成了顶级豪华车和世界名酒的最大消费国吗？君不见中国不少的高档住宅小区可以媲美任何国际上的顶尖住宅吗？君不见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们整天醉生梦死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自愧不如吗？要说穷理由就更充分了：中国有两亿人没有达到联合国公布的每日一美元的最低生活标准，中国城市人口有百分之七十买不起住房，中国大部分人生了病害怕上医院，中国不少家庭孩子要上大学必须在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资助下才有可能，有的贫困家庭要靠亲人卖血来维持孩子的学业。
所以我相信中国有富人，但绝不相信中国是个富国！

连富得流油的美国等欧美强国都不做的事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冒大去做呢？争这个无谓的面子难道就这么重要？

当然争这样的面子的确已经是第N次了。过去我们就多次在电视上看到，中外地方政府官员在电视上对话，末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盛情邀请对方来中国作客，对方立即回答不行啊没有这个预算，中国官员马上就豪爽地说不要紧你们来华的费用我们全部给你报销。西方国家的议会把政府管得很紧，纳税人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用；而在中国，政府官员实际权力往往超过人大，尤其是第一把手有时甚至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当然，这笔钱说多也的确不多，它与中国每年2000多亿元的公车消费比，与每年2000多亿元的公款吃喝比，与每年3000多亿元的公费出国比，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但我们知道，一个冰山之一角的却算不了什么，可无数的冰山一角就能形成珠穆朗玛峰，就能把哪怕是最庞大的摩天大楼压得粉碎！

北京08奥运组委会有什么权力这样慷中国人民之慨，去争你们那一点面子？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浪费得太多（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硬要上马“鸟巢”等奢侈项目就是明证），还要不断地要中国纳税人为你们的政绩买单吗？

在大陆一向以敢言见称的《南方都市报》，上月刊登专栏作家朱学勤一篇关于四川地震的文章，因文章内容有“天谴”字眼，被中宣部“秋后算帐”。除了报社被警告外，编辑被暂停职务；在四川的记者被撤回广州；有关地震的稿件亦要经“审视”后才可以刊登。有员工承认报社人心惶惶，但报社对外宣传报是正常调动。

《南方都市报》在地震发生后第三日，于专栏“个论版”，刊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一篇呼吁当局停止火炬传递和下国旗致哀的短文，但文中有几句说话，触动了中宣部的神经，当中大致上是指：“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甚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文章刊出后受到多间官方媒体强烈批评，指《南方都市报》是汉奸媒体、反华媒体。除了策动舆论攻势外，据中国信息中心报道，中宣部更向报社管理层作出警告，有关编辑被暂停职务，“个论版”亦要暂停。而在官方压力下，于四川采访的记者亦被统统撤回报社总部﹐之后再由官方安排，到四川采访，但所有报道的内容和稿件，一定要经过当局专人审核过后，才可以刊登。

本台联络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方都市报员工，他承认，报社被整顿，现时人心惶惶，所以对于现在具体的情况，不愿多讲。他说﹕这个我不能说，因为太敏感了。记者问﹕有这个事情嘛？他说﹕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因为报社有规定，报社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能接受采访。

南方都市报对外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林小姐表示，刊登朱学勤的文章并没有问题。不过，她否认报社被中宣部打压，对于版面暂停、编辑被停职等等，她一一作出解释。她说﹕我们整个评论版在整合当中。

记者问﹕编辑被暂停工作吗？

她说﹕没有，但是说我们对版面修正那是正常的。四川记者撤回来，全国记者都是撤回去了，不是我们一家，也不是强行我们这边水灾，所有把所有记者，全力投入水灾的报道去了。因为我们直属中宣部下面的一个媒体，正常的工是有的，但你说的打压是没有的。

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罕有以高透明度，容许中外记者自由采访，赢得一遍好评，但事实上，在救灾过后，中宣部却“秋后算帐”。零五年因刊登批评政府文章、而被撤职的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直指中宣部专制的思想，窒碍中国新闻界的发展。他说﹕中宣部当然不合理的，是粗暴干涉报社的办报自由。你有甚么意见讨论是可以的，你认为专栏说得不好，说得不对，你可以讨论嘛！你动不动就使用权力，又是很可疑的权力，并不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它现在完全是一个检察官的衙门。

本台尝试联络发表文章的朱学勤教授，但办公室一直没有人接听，至于被指打压报社的中宣部，电话一直接不上。

中国汶川大地震中，全世界目光都盯着解放军的抗震救灾水平。十万大军突然在意外情况后调动，应该说是对中国解放军的考验和真正实力的揭示。然而出乎世界预料之外是解放军装备和素质的异常落后。难怪西方军事专家说，解放军水平充其量是二战水平。下面谈谈解放军落后各方面的内在实质：
   
1、军事后勤管理和后勤装备的落后: 十万大军调动，无论如何粮食和水是必须的。人不可以一日无水无粮。可是从电视报道和各个方面报道显示，解放军居然进入灾区后，两人一天只喝一瓶矿泉水，吃红薯为干粮的事情屡见不鲜。后勤是军事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外行看热闹，内行看后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场常规战争关键看后勤。中国军队在韩战中吃过大亏居然现在都忘在脑后去了。解放军后勤落后分两个方面:一是后勤管理落后，二是后勤装备落后。为何首先谈到后勤，因为军事后勤非常重要。可见中国 军队的总后勤部长属于无能之辈。
   
2、军事运输装备和士兵个人装备落后：这方面落后令西方观察家大跌眼镜并感到震惊，士兵居然大部分没有多功能背囊，还是处于落后地使用背包绳打背包的时代。进入新世纪，背囊的优点显而易见，方便快捷，功能多。 另外除了空降15军外，居然大部分士兵没有钢盔。中国上世纪79年在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就许多士兵没有钢盔，造成许多士兵伤亡。中国国内铁血军事论坛报道：“救灾初期，只有18~20架直升机，这已经是成都军区全部的家底了。就算其他直升机在战备值班，翻一番，一个大军区只有36架直升机，还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只是美军一个营的规模。后面两天，举全国之力，也才调来100架直升机，这也才是美军一个师的规模。而且所有的直升机全是进口的，要么是美式黑鹰，要么是苏式的米17。”

总之在军事演习中，中国士兵从没有穿载过防弹衣。
   
3、侦察手段落后：对几十公里远的山区短期内没有任何手段进行侦察，居然很长时间一筹莫展，连空中观测也没有办法。更令美国出乎意料之外是中国的求助，要美国提供卫星图象的支持。对次美国军方兴高采烈、得意洋洋。中国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部队的一架米-171运输机直升飞机坠落后，长达11天没有发先，结果被民间一个飞行器爱好者用红外线空中扫描器发现。这在全世界丢大脸了。
   
4、军事素质落后：国外一直认为中国军队个人素质应该在世界上属于名列前茅的。但是地震之后，令西方感到惊讶，根据报道都江堰离地震中心映秀镇仅仅30公里左右，许多地震灾民从映秀镇逃到都江堰市仅仅花了平均10小时左右的时间。

一个9岁多的小男孩从映秀镇逃到都江堰市走近道仅仅用了7个小时。可是解放军居然花费了27个小时从紫苹铺水库到映秀镇，紫苹铺水库到映秀镇距离更近，平均一个小时行进一公里。在救灾水平方面大大不如一些志愿人员的素质和水平。军队救灾做秀成分很大，据几位荷兰和挪威记者说，许多士兵救灾慢慢腾腾，看到电视镜头对者他们后便打起精神开始救灾。更为可笑的是空降15军居然在钢盔侧面都标有“空降兵”三个字
   
5、军事指挥混乱不堪：地震指挥各自为政、极其混乱，畏难情绪严重，难怪中国总理大怒斥责。救灾的军队有空军、空降兵15军、武警各兵种、济南军区铁军、成都军区部队等。指挥电视综合后显示中国军队指挥混乱，协调能力低下。
   
6、军事通讯落后：电视画面显示军队许多指挥官居然使用民间的手机做为主要的通讯工具。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一次与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中，也有指挥官使用民间的手机做为主要的通讯工具电视镜头。
   
7、军事医疗保障系统落后：电视画面显示解放军医疗队还是使用非常落后的医疗救助系统，这起码落后西方军事医疗系统达几十年。
   
由于这次救灾没有出现军事武器装备，故没有办法评论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但是总地来说，中国军队的落后是不言而喻的，远远西方国家。从此次地震后，中国的暴露了许多没有暴露的落后情况值得注意。中国士兵人均费用低廉也是造成中国军队落后的原因。但是落后的水平出乎预料之外。难怪许多西方国家的军事评论家背后说，中国军队充其量属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水平。

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苏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苏区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并在苏区并进了长达五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特别是所谓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几十年来由于中共的片面宣传，人们对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历史，戳穿数十年的欺骗性宣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伪“宪法大纲”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们打着民主的旗帜，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即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他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赤俄的卖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二、赤俄领导的中共“革命”及卖国行径
    
中共是在赤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联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而且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山、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出以德国人李德为首的军事顾问指挥作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塞的过问下，王明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后又挤进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成为中国政局的动乱源。实际上，中共不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赤俄的“儿皇帝”，它唯苏俄马首是瞻，几乎一切政令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供党内传阅的《王明言论辑》记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斯大林就对中国同志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中要中共注意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逃阵和变节。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所谓《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怂恿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并指责中共“一部份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各动作（暴动）。因此，便须与过去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共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红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国际指示中共“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的工作。
    
在经济方面，国际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限制或调节一部份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盐、煤油等）底价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
    
关于国统区的斗争，国际决议：“党应当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我，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经济要求，……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国际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民运动的策略是：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
    
关于民族问题，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企图挑起民族矛盾，从中渔利。
    
在党的建设上，国际指出：首先就要使党数量发展，党报和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所谓革命的自主权，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实质已成为赤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兴致勃勃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后来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仓皇逃窜前，也需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才狼狈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东北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八月，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蒋介石政府以“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与苏联抗争。而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向中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随着事迹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在这场中苏边境战争中，中共公然叫嚣要用“实际行动”站在苏俄一边，攻打中国，同时污蔑中苏边境战争中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国民党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产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就连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也对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径表示不满，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这次边境战争是国与国间的纠纷，国际间的纠纷。而中共执意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不惜用“实际行动”来对抗自己的祖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当此关头，中共仍然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重要，他们污蔑“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中共的扰乱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能痛下决心反击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苏联的策谋下独立，但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对此赤俄极为不满。中共秉承苏俄的意旨，恬不知耻地叫嚣“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他们煽动民族矛盾，污蔑国民政府“对于蒙、藏、回、瑶、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残忍的屠杀和压迫，对于高丽、安南、台湾、印度、菲律宾等的革命战士，经常地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给英、日、法、美帝国主义刽子手处死”。联系到蒋介石一路北伐，致力国家统一和伪“苏维埃宪法大纲”中鼓吹蒙、藏、回、瑶独立的条款，谁爱国，谁卖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红军的基本构成及实际状况
    
关于红军的基本构成，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然而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劣习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承认：“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
    
扩大红军的方式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红军规模迅速膨胀，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员最多时曾达到八万多人。
    
这种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良莠不一，因而军队作风极为恶劣，下级士兵境况十分悲惨。主要表现为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甚至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现象发生。毛泽东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在另一篇《优待伤病兵问题》中披露：“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饮食恶劣”。“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使士兵不满意红军”。这样的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据当时国民政府调查是：全国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十五亩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户均拥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济并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农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杨小凯《民国经济史》）。
    
然而苏维埃政权并未顾及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而是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把剥夺地产作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论和充分运用了这一手段。
    
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这部苏区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并勒令一切有劳动能力者强制劳动。“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说明那里的土地革命遭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对此作了修改，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经过土地革命以后，连毛泽东也承认“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这样的土地革命无疑彻底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但由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对于土地的完全权利，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错划者占一半以上。而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在苏区畅行无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仅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同年六月，苏区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毛泽东甚至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通过查田运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了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长冈乡调查》）。
    
由于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手段改造为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视为生命的土地，且被驱使着强制劳动，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以至“现在春天来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五、苏区的经济状况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国每年工业增长达百分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国新增工矿企业达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万六千公里，修成铁路一万公里（不含日本人在东北所修五千公里）；政府债券制度也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全国私营报馆林立，文化事业也进入上世纪的最繁荣期。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领事裁判权。一九三六年公布的“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同时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能说这个时期是上世纪上半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
    
而此时在苏维埃区域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说：“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和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井冈山的斗争》），苏区的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农业方面，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当兵，生产靠妇女儿童维持，而当地当时多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小脚女人，她们被迫脱下长衫，换成短褂，剪成短发从事农业生产。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长冈乡调查》）。“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区荒了许多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煮酒的，生产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乡调查》）。
    
在工商业方面，毛泽东说：“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井冈山的斗争》），“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理发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长冈乡调查》）。湖北大冶县苏维埃领导人曾因担心采取极端措施而导致小煤矿主逃离而受到中央点名批评，要求他们对小工厂主采取完全没收政策。苏区内的工商业一遍雕零。
    
在经贸方面，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资源，但由于战争封锁，这些资源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为了打破封锁，“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井冈山的斗争》）。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现象。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由于苏区是贫困落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经济落后，税源少，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财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违反《土地法》规定，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井冈山的斗争》），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给我们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的长冈乡”按市价谷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动前每担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暴动后四十文；片柴暴动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动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两一元；盐暴动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苏币二元一斤；中等蓝布暴动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动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动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个乡——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暴动前做一套单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两；铁比暴动前贵一倍；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鱼，现在已无市。从这些记录看，暴动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涨价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涨价竟达十几倍。苏区农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见。
    
在群众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雇农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缺粮缺盐是困扰苏区的最大难题，特别是盐，由于“国民政府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月卖盐不得超过一斤。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琨《回忆中央苏区》），周围的食盐根本走私不到区内，苏区、白区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种种已使苏区经济、群众生活出现了严重倒退，然而他们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经济公债、合作社集资、慰劳红军、摊派义务工、重要商品的垄断经营使整个苏区农民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农民负担空前加重。
    
经济公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但由于地主、富农财产业已罄空，大批农民被胁持入伍和一些贫雇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经济公债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在乡者不论老幼妇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摊派三点七元，但实际在乡十六至四十五岁人口男女仅七百六十人，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但农民大多没有现钱，“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在乡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摊派公债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乡同龄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摊派公债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达六元多（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其中还要考虑照顾孤寡、优待红属减免部份，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乡有强行摊派”，并向中央瞒报“群众完全满意”。这三百万元公债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提供了充足经费，时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感叹“经年剿匪，耗费百万”，双方经费的丰竭可见一斑。
    
合作社集资。苏维埃政府为了实现商贸垄断经营，在苏区各乡设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运作资金就是向农民摊派。如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向农民集资三百五十元，粮食合作社集资二百六十元，才溪乡粮食合作社集资一千八百多元。垄断经营必然赢得暴利，毛泽东说：“区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社长、会计各发放奖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头牛。
    
慰劳红军。强制性的慰劳红军同样加重了农民负担。毛泽东是这样向中央介绍他们的摊派工作的：长冈乡“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村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才溪乡“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零八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同时强令农民开展所谓“拥护区苏”活动，“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要打爆竹（结果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乡苏维埃甚至规定在村儿童“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对农民的盘剥可谓敲骨吸髓，无孔不入。
    
摊派义务工。在湘赣《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残外所有人都须强制劳动的条文，同时规定“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就连强迫入编的儿童团，毛泽东认为“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摊派义务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泽东在长冈的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长冈乡在村青壮男妇只有七百多人，摊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负担不可谓不重。
    
广大苏区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域，除了少数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资料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壮年男子调到外地及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联系到当代中国农民承受着乱收费、乱摊派，动辄被收走土地、牵走猪羊的种种痛苦，原来中共的农村政策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的。
    
六、“工农民主专政”的“选举”闹剧
    
苏区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俄是相同的，即代表会议，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工人、农民、红军士兵有选举权，其它一切阶级都被排除在外。为完全操纵选举结果，伪《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选了一位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即使如此，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而无产阶级代表——工人——很少，于是选举时张罗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这样的工人素质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一九三三年在苏区进行了一次乡级苏维埃政府代表直接选举，农民以村为选举单位，工人以乡为选举单位。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为《长冈乡调查》一文作注时特别说明：“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的，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这些半农半手工业者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认自己是农民，但苏维埃政府为了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将他们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
    
选举委员会发榜，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两张红，后一张白。候选名单恰如应选人数。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阶层、僧道自知没有份，都没有到会。选举会上先由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所有代表一致通过。接着进行摊销公债，如下才溪的选举大会上就摊派公债一千五百元；选举会上甚至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也获多数通过；会上组织者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敢批评者。最后上才溪农民二千六百人选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的指示在这次选举会上得到完全执行，就连毛泽东也不好意思的承认：“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七、人间地狱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谭平山、邓演达就曾指责中共暴动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是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对此共产党自己也不讳言。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约中央的信》中发出这样的牢骚“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记载湖北阳新县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间就杀死地主、富农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击队袭击刘家祠堂，杀死地主刘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黄香谷六十寿辰，中共农民武装杀死黄香谷，抢走银元八百元。大冶县地主黄晓阶嫁女儿，中共手枪队打死黄晓阶并抢走嫁妆。种种暗杀、沈塘沈江、烧人住宅的暴虐行为书不胜书。这样的屠杀抢夺就连共产党内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觉不安，陈独秀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经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这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他因而以“右倾”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杀”的提案而无人理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苏区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发动贫农、中农起来驱逐反对家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可见整个苏区对地主、富农的屠杀、流放是有指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其组织内部在反“改组派”、“AB团”、“托—陈取消派”、“罗明路线”斗争中采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杀”的简单政策，也有数万人头落地，其中仅阳新、大冶两县就杀了两千多人。
    
除了屠杀，红军平民财产还进行了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聂荣臻回忆录》：“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毛泽东语）。三零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彭德怀自述》），黄石港乃鄂东一小镇，不知那里哪来的帝国主义？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其抢掠民财已经成了毫不掩饰的公开行为。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在文集中自豪地夸耀“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个”，“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烧杀掠夺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聚集了钜额财富，以致红军后来从苏区溃逃时，苏维埃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找到其兄，商量搬运“秘密金库”，将大批金条、银元分散搬运，这些金银成为红军溃逃时的主要经费。
    
八、苏维埃政府的腐败
    
腐败问题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产生，成为中共无法根治的顽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对权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甫告成立，毛泽东就察觉“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到处发现”（《井冈山的斗争》）。就连其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在打击地主、富农时也将猪鸡等物，煮起来少数人吃；瑞金红军医院就曾发现医官私自买药。中上层干部腐败现象则更加严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宁化县雇工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来的物资案刚被查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贪污公款、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马玉堂贪污儿童捐款案又被发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开展检举揭发、惩治贪污浪费斗争，仅两个多月就从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机关和中央造币厂、中央合作总社等企业及工农剧社、互济会查出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一年内贪污二十一万多元、会计萧伦海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们的贪污额几乎够一个师一年的经费。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与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馆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这在当时可算是超级豪华宴席，后查出杨其兹贪污十七万多元，路克勤贪污四十多元。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杀夫夺妇、并曾杀死一掉队军医，夺其金戒指，因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包庇而一度释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礼堂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因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在于都县主持审判大会，刘仁祥、刘天浩、李其芳等贪污被判死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判监禁一年。
    
由此可见从地方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所谓的“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只是自欺欺人的无耻谰言。
    
九、小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苏俄的羽翼下孵化壮大起来的，是苏联对外输出革命，建立红色卫星国步骤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苏俄的这种阴谋在当时已为国人识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就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报》），章太炎说：“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藉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一九二五年《醒狮周报》第五十八号）。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调查的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在其党内工人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民占到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等其它阶层占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顽固地认为工人阶级有凌驾其它阶级的种种特权，这种被马列主义精神控制的农民革命盲目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焚毁教堂、寺庙，撤毁铁路、电线”（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是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再次重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抗日的进行，给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是一场应该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对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确主张和不懈努力视若无睹，诋毁“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鼓吹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张专制复辟，因而没有丝毫先进性，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相悖。中共在中苏边境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出卖祖国；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先推翻国民政府，后进行抗战；污蔑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而是反动军阀为了升官发财和投降帝国主义。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已彻底站在了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对立面，遭国人唾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苏维埃政府在辖区内外实行屠杀掠夺政策，推行激进的土地制度和商贸垄断经营，将广大农民捆绑在其集体农庄强制劳动，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毛泽东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红军每到一处遭受冷落，驻扎下来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苏维埃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的事实就是确凿证明。当时社会“糟得很”、“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过激份子捣乱”、“土匪行径”的舆论是其最好旁证。苏维埃政权的残暴统治充分表明了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谎谬及其实践中的反动性，所谓代表民众利益，解放民众困苦的革命行动变成残民虐民的恐怖行为，整个苏区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黑暗的社会，人民陷入痛苦深渊。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炫眼光环。揭开那张伪装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我们知识阶层应尽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铭记苦难民族的创伤——牢记并反思那段恐怖历史——不是为了清算过去，而为了审视现在并憧憬未来。